简。

十一月了，依旧如同夏末。偶尔的降温给人一点希望，然后再次失望。很久没有降雨，湘江的水位线一再下降，前两天终于突破25米大关，现在以每三小时一厘米的速度下降着。昨天的《长沙晚报》上说，从今天起珍惜每一滴水。

艺术长沙2009拉开帷幕。期待着岳敏君，他手下毫不正经的小人物笑得眼睛都眯上了，但是依旧空洞。

人是一颗弹珠，被放到一个空盒子里，晃荡晃荡，终于晃出声响。

不知道衡山的300多张照片什么时候能整理完。

坐车去次森林的途中遇到一座破旧的屋子——墙体有脱落，有几扇打开的窗户竟是连玻璃也没有，心里寻思着，怕是没人住了吧。下山途中迷路，遇见一位用板车拖树枝的老爷爷，向他问路，他用手指给我们看，那边是祝融峰，这边是天柱峰。并告诉我们，我们现在走的是西岭下山的路，一路上没有景点可看，得往回走三里路遇到分岔口再往祝融峰方向去才能到文化城。我们不断地道谢，却忘了上前帮一把，看着他走向那座破旧的屋子时心里发凉。那些树枝，也许只是他晚上取暖用的。

这时，在我们眼里很重要的相机，电脑等等都已是无所谓东西的。这样的日子，他照样过着，而且在告诉我们他住在那座屋子里时，他脸上依旧带着笑。

最欣喜的是去看了次森林，潮湿的空气，绿色的青苔，古老的树木让人回味良久。他们有一种波澜不惊的气质。

从祝融峰上下来的路上一路狂奔，相机挂在脖子上左晃右晃。遇到许多国人，举着香烛，表情麻木，有一位外国友人倒是一直盯着我们这群飞奔下来的女孩子微笑。她不忘说一句HELLO，以同样的方式回应着她。同行的人戏说，也许多几句你就应付不上了吧。我也笑，这样萍水相逢的人，一个微笑，一句你好已是最好的礼物。

遇见笑容，走到哪里都让人感到亲切。但是说到底，许多时候都忘了多给身边的人一些笑容。

应该在打过霜之后再去衡山，秋风瑟瑟，再加上那时枫香，乌桕，马褂木等等秋色叶树种也全都变色了，那才是真正的秋啊。

这几天似乎很不太平。许多人离去，尽管方式不同，马路上的交通事故也频繁发生。上午的防空警报让人以为出了什么事儿，过后问了爸爸才知道，原来今天是防空日。虚惊一场。

相机的色彩一直不好，将就着看看吧。

次森林外围的一片东茅草。

 傻子的呓语——评《阳光灿烂的日子》
   作者：陆镜

       《阳光灿烂的日子》无疑是九十年代中国影界的意外之喜。王朔的黑色幽默，夏雨宁静等演员略显稚拙但决不生涩的演绎，还有导演姜文初次执导的灵气与创劲儿综合之后，讲述的那段新中国初期一群北京孩子的成长历程，给观众的，决不仅仅是一种无所事事的闲聊调侃，也不仅仅是对特殊年代的追忆与讽讥。当观众深深的为影片打动时，就会发现，这部影片所展现的竟是一个意象丰富、意味深长的“社会—个人”、“文化—心理”图景。

  　  这种图景当然具有它的时代性。作为时代的文化代言人，编剧王朔曾经风光无限，然而九十年代以来，他似乎渐渐地老去了。一群网络时代、新新人类的文化英雄正在崛起并取代他的位置。——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那么《阳光灿烂的日子》几乎可以作为王朔，这位具有独特时代感的文化代言人离开时代文化中心位置时的告别演说，因此它似乎也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现在距离影片公映已经有些年头了，因此当我们对这部影片进行再审视的时候，艺术元素已经退居次席，而更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的特殊文本来分析。
    
    　一、 傻子：叙述的核心
   　 无论哪位影评家都不会把“傻子”这个总共只有三句台词“欧巴、古伦木、傻B”道具型角色作为《阳光灿烂的日子》一片的中心。马猴、米兰甚至是刘忆苦的戏份都比他多的多。然而当我们对这部影片进行文本解构与理清的时候，就会发现：“傻子”是这部影片的叙述核心。

　    在影片中傻子几乎无处不在。他终日在有警卫站岗的部队大院门口傻笑，他呆滞可笑的脸上永远带着一些污垢，他总骑在一根木棍上面高叫。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角色，马猴在大院门口等米兰时有他；米兰约马猴晚上一起玩的时候也有他；而更多的时候，傻子是在画面中闪过或作为一个远景样的道具。——这种无处不在的蕴涵向我们暗示着，傻子这个人物与马猴这群孩子有着密切的，但文本本身并未直接表现的关系。果然，我们看到，马猴等人因为外院的孩子欺辱傻子而去打群架。这个细节固然是要推动剧情发展以表现马猴的某种心理，但事实上它却没有那么简单。

    　联系到傻子经常出现的位置：部队大院（马猴等人住在里面）的门口，联系到影片结尾处，已经成人的马猴们路遇傻子时的兴奋甚至是亲切，就不得不使人相信，马猴等人认为：傻子就象其他的哥儿们一样伴随着自己的成长，是自己队伍中的一员。尽管在大多数时候这个成员并不与其他成员一起活动，只是作为一个事件的旁观者，但这种群体的认同感却是不能抹杀的。
　    然而，马猴们却不知道，傻子其实就是自己的抽象。用更直接的语词表达就是：马猴们就是傻子，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傻子的分身。因此，整部影片的叙述核心是傻子，从根本意义上来讲，这是一部表现一群傻子的生活历程的影片。当然，并不是因为同伴中有一位傻子的存在，其他人就也成了傻子。是影片的叙事含蓄委婉地向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证明：马猴们其实就是一群傻子——这一发现乍一看是荒谬的，但恰恰就是王朔等《阳光灿烂的日子》一片的制作人的灵气所在，他们用电影画面把现实包装，用画外音的强行插入把现实淆混，然后再返销给现实，从而完成了对现实的嘲弄与解构。
    
    　二、 傻子的话语变向
    　傻子是对马猴们的抽象，甚至是对时代的抽象，它最重要的抽象点在于话语的变向。

    　虽然傻子总共只有三句台词“欧巴、古伦木和傻B”，但这三个短语却意味深长，几乎可以作为时代的话语凝练。由它们的变化我们又可以反观时代的意味和人的价值的变化。

　    影片本身并没有明示“欧巴和古伦木”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话语。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影片并没有叙述。然而通过时代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它们作出某种也许极为接近事实的假设。而一旦我们联系“欧巴和古伦木”的外来语特点和故事的发生时间——建国初期，我们几乎就可以肯定，傻子的话语来自苏联或者南斯拉夫或者别的什么共产主义主义意识形态统治下的国家。这是和历史极为接近的，因为建国初期我们国家外来语的主要进口地只有那些和我国称兄道弟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欧巴和古伦木”本身就蕴涵着极强的时代特色。这种特色和建国初期的社会气氛应该是相吻合的。

　    而当影片结尾，长大成人的马猴们开着豪华轿车在八十年代北京才有的立交桥上路遇傻子而冲傻子高呼“欧巴、古伦木”以寻求一种亲切感时，傻子脱口而出的“傻B”则又是一种新的话语时代表征。这是怎样一种话语呢？“傻B”这句典型的京骂在影片的末尾出现到底能说明什么呢？——这要和“欧巴、古伦木”相联系。

　    一个傻子仅有的几句语言由神圣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集体语词转变为一句市井人物的公众“骂语”，这种意味展现的也许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和社会中个人的历史文化变迁。而由《阳光灿烂的日子》优美情调所表现的略带滑稽的话语变向无疑就是一种由神圣到世俗，由集体到个人的摧毁与瓦解的过程。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欧巴、古伦木就是傻B。”

    　另外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话语的主体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傻子。建国初期他就在有战士站岗的军队大院门口傻笑着高呼“欧巴、古伦木”；几十年过去，他又穿着西装、骑着木棍在北京的现代化立交桥上不屑的大骂“傻B”。天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创作者不但用傻子的呓语 摧毁了我们几十年的社会历史，而且也用这一形象主体和叙述中心在讥讽中解构了这几十年历史的集体性主体。

　    当然这一摧毁过程并不是仅有话语变向就能完成的了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一片几乎嘲笑了被它视作“傻子”的历史本身和历史主体的一切要素。如果对这些要素作一种概观，可以将之分为两个部分：个体的性与集体的神圣。
    
    　三、 性的彻底完结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毫无疑问，原本属于个体行为的对性的追求成了一种集体行为。而这一追求的集体对象只有两个：一个是刘北蓓，另一个是米兰。

    　当刘北蓓在其他伙伴的嬉笑声中强吻马猴，马猴极力拒绝，最终马猴脸上红红一片而刘北蓓气急败坏的时候，《阳光灿烂的日子》对性进行了第一次嘲讽和瓦解。——对于马猴这个对性略觉神圣与神秘的半大孩子来说，性竟然成了一种强迫进行的集体游戏。当刘北蓓在男孩子们洗澡时闯入而使其中一位性欲勃发下体勃起，引得其他伙伴大骂“你丫怎么这么流氓”时，性不过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欲望。它没有丝毫的美丽可言，尽管他们试图用“流氓”一词来拒绝性的不美丽。

　    于是这个据米兰介绍“认识很多人”，但又不知道自己名字正确念法的刘北蓓成了一个毫无神秘性因而毫不美丽的单调的性的对象。在她那里，马猴找不到他所渴望的那点儿美丽的东西。那么，马猴自认为很合己意的对象米兰出场了。

　    米兰“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出场给马猴以极大的神秘感，于是在他眼中米兰也就成了他自视是由自己独自寻找到的美丽高贵的暗恋对象。然而最初的神秘并没有给马猴以长久的可以守侯的美丽体验。
 　
　   由最初不敢看米兰熟睡中无意暴露出来的身体；到看着身穿大块暴露的泳衣的米兰，说她“肥”的象刚生过孩子的妇女而朝她丰腴的屁股踹上一脚；再到他最终去强暴米兰而使米兰女性特征暴露无疑；马猴一步一步陷入对性的迷惑与失落之中。性的美丽的外衣一层层的被剥落，性不过就是欲望。

　    米兰不过是马猴虚假的性幻想的对象。起初，马猴还可以为在伙伴面前证明自己并不胆怯以向米兰显示自己男人的魅力而爬上高高的烟囱，摔落下来也兴高采烈；可当“彪哥”这个黑社会大哥也是米兰的昔日情人出现时，尽管马猴仍旧毫不犹豫的拿起刀子想保卫她些什么，但米兰的美丽与神秘已经开始破碎了，因为米兰竟然根本就不是纯洁的；当刘思甜公然以带米兰为女友自居时，马猴终于明白，米兰从来没有和他好过，她不过是他的暗恋甚至是意淫对象。于是，“强暴”这种最拙劣最无能的满足性欲的手段被他使用，可用这种手法去获得实际上摧毁了他心理上最后那点残留的美丽：当情况变成米兰大叫“这样有什么意思”而主动满足他时，马猴提起裤子落荒而逃。性，美丽的性甚至是肮脏的性都离他远去了。

    　性不过就是那只充满了气的、在空中象炮弹一样飞来飞去的避孕套。它那么的直接与无所谓，可以在空中荡来荡去而显出莫大的自由；它那么的不可遏抑，可以由一只小小的橡皮套子膨胀成一枚横扫千军的炮弹。然而，它又是那么的无意义，因为仅仅竟是一个小眼儿导致了原本觉得很宝贵很神圣的生命的诞生。

　    当马猴穿着米兰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条鲜红的游泳裤站在高台上的时候，与其说他是要再次向米兰证明自己以求最后的美丽，不如说他是要彻底摧毁自己的美丽的幻想。他绝望的从高台跌落入水，在池中游浮，那一刻马猴再也没有什么美丽的念头了。——他再次游向了米兰、刘思甜，刘北蓓这些他曾经拒绝过的人，他渴望再次融入他们，然而结果却又是摧毁：千万只脚一次次踏下来向他宣告他彻底的孤寂。他，甚至没有能力去获得庸俗大众的认同。人，成了孤零零的人。当马猴绝望的仰躺在水池中央时，我们仿佛看见了“傻子”那无处不在的身影。
    
　　就这样，对性的瓦解完成了。马猴由拒绝庸俗的性到追求美丽的性再到美丽破灭再到拒绝庸俗最终彻底绝望——这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对性的摧毁全过程。
    
    　四、集体神圣的完结
    　如上所述，《阳光灿烂的日子》一片无处不在的消解“性”的同时，也无处不在的消解着集体的神圣性。
    
　　《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刻画米兰的时候，对她作了细致的解剖剥去了她的性的美丽外衣，而最终米兰如佛家语成了“一个臭皮囊”。这个过程也完全可以理解是为对集体神圣的消解。米兰对于这帮孩子来说是集体的性的对象，而在马猴心里则又具有神圣的意味，当米兰暴露出她的虚假时，一种集体虚无的意象就产生了，而当马猴急噪的试图强暴她时，我们甚至可以说，马猴是在自己完结由自己构造起来的神圣。

　    刘思甜因为年纪较长又刚从部队退伍回来而在马猴这帮孩子中具有了特殊的地位，他似乎成了他们的领袖。他可以随便命令别的孩子去门口等人，买冰棍甚至是“到一边蹲着”。打群架的时候他说了算，和彪子对峙时由他作头。然而，在马猴的假想中，刘思甜被无数次的猛刺——集体的领袖也完结了。他虽然不象那个心狠手辣的流氓头子“小混蛋”最终被几个十六七岁想取代他地位的孩子刺死，但他的结果同样具有象征意义：他成了真正的生理傻子。
   
　　 前面已经讲到，以刘思甜为头的这个小集体中的每个成员都是傻子的分身。这是一个傻子的集体。这个集体最终的命运是各奔东西，很长时间里彼此音信全无。为什么呢？是他们大了，不需要再在一起胡乱玩耍了吗？这只是一个极普通的因素。更重要的，是马猴的被拒绝。马猴一次次的被他昔日的伙伴踏进水里，那无数双脚轮次踏下，标示着集体的隔膜。脚是要踏向自己的伙伴的，但同时却也是踏向自己，踏向这个昔日的集体。直到有一天他们觉得这个集体无聊了而各奔东西时，那无数次的“踏”才显出真正的力量来。集体从内部瓦解了，原因却只是一个成员和另一个成员之间在性事上的争执。
    　
　　流氓的领袖最终被更年轻的流氓所杀，混混的领袖最终被炮弹震成了傻子。威风八面的老将军和年轻貌美的小老婆坐在集体的最前列与大众“集体偷看”黄色电影却又冠以道貌岸然的名目。为人师表的老师在神圣的讲台上却是那么的飞扬跋扈和滑稽委琐。着装齐整的某国大使竟然是用破烂装扮的骗子。开着军车打架斗殴的流氓们集体喝酒放荡的地方竟是挂着领袖像的共产主义饭店（老莫）。少年们在迎接“贵宾”可他们的形象和舞蹈却宛如拙劣的小丑。军队大院的大门竟然由一个傻子和一个战士一起守卫。——《阳光灿烂的日子》残忍的把世界万物的原生态赤裸裸的展现给观众看：没有什么原本神圣，崇高，伟大的集体行为是真正如其所是的。
    
　　对也许是世界上最温馨的集体“家”的解构，彻底完结了集体的一切神圣性和完满性。家是什么呢？人们可以象马猴的父亲一样不要升迁的机会去创造它，也可以象马猴的母亲一样不要教师的工作去追求它，然而“家庭”这个温暖小集体结成之后呢？以前不要升迁的开始不回家而试图重新获得机会，原本不要工作的开始牢骚百出气愤异常。这是怎样一个家庭呢？昏暗的光线，阴暗的角落，离散的心灵，孤寂的孩子——“家”虚空了。
    
　　就这样，在一种细心经营地打乱时空与模糊现实的优美叙事中，《阳光灿烂的日子》以一种“傻子呓语”的方式，完结了对集体、对神圣的解构。
    
    　五、 傻子向傻子的回归
    　当一切都完结的时候，我们应该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傻子”这个角色并对《阳光灿烂的日子》一片进行整体的总结。

    　历史不过是混乱模糊的，而历史的主体不过是“骂自己傻B的傻子”，
尽管有些时候他们的身旁还有强权（解放军）的守卫——这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所力图展现给观众的，对历史以及个人的摧毁性概括。

　    年轻的时候，这些傻子们就生活在“无”里。没有学习，没有父母，没有性，没有工作，没有勇气。长大了他们依旧是生活在“无”中。当多年以后，马猴们在豪华轿车上因为一句傻子的“傻B”而快乐地呵呵大笑时，一切意义都消逝了 ：轿车，洋酒，西装革履，美丽，神圣，价值，性，集体——通通隐退于“傻B”之后。
　
　    他们初时是生活在“无”中的傻子，终了仍旧是生活在“无”中的傻子。人的一生不过是一个从“傻子向傻子回归”的过程。起点与终点唯一不同的也许只是对“无”的态度：在成年的傻子看来，“无”已经不成为一个问题，“无”就是习以为常的生活，因为面对“无”他们已经能够放声大笑。
    
    
    　2000年12月4日
    
    　注释：
    　1、“叙事既是真的，又是假的。”——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
    　2、 人在现代社会里“受到威胁的不只是人的一个方向或对世界的一定关系，而是人的整个存在连同他对世界的全部关系都从根本上成为可疑的了，人失去了一切支撑点，一切理性的知识和信仰都崩溃了，所熟悉的亲近之物也移向飘渺的地方，留下的只是陷于绝对的孤独和绝望之中的自我。” ——施太格缪勒，《当代西方哲学主潮》中译本，上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82页。

《阳光灿烂的日子》追忆 王朔

九一年我搬到那儿才知道姜文也住在那儿，马路对面。

　　九二年《动物凶猛》发表，我送了一本《收获》给姜文看。当时他正在争夺《红粉》，我在他家见到苏童。有两个导演说，不知道《动物凶猛》怎么拍成电影。有一个导演说，姜文拍不了这个东西。

　　记不太清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在刘晓庆家里见到文隽。姜文说这是个不错的香港人。他们正在合作拍《龙腾中国》。文隽是制片人。

　　在我家或他家经常谈起《动物凶猛》这小说。姜文东问西问，打听这小说的背景、原型，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处理某些事件。我拒绝做编剧。我刚刚写完大量小说和电视剧本，写作能力陷于瘫痪。尤其痛恨给有追求的导演做编剧，惨痛经历不堪回首。我无法帮助姜文把小说变为一个电影的思路，那些东西只能产生于他的头脑。

　　到今天我都认为电影导演应该自己写剧本。你要拍什么，怎么拍，自己先搞清楚，犯不着照死了折磨编剧，在编剧的尸体上提高自己。

　　接着他去美国拍《北京人在纽约》。次年回来要拍《我是你爸爸》。在美国他打回几个电话，流露出要放弃拍《我是你爸爸》的意思。

　　九三年他从美国回来，开始写剧本，名字改为《阳光灿烂的日子》，非常印象的感觉。我去重庆饭店看他，已经有了剧组人员，制片主任、剧务什么的。房间里贴满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红卫兵们的照片。有一面墙贴的都是美丽少女和酷似姜文的半大小子的照片。

　　文隽从港台两地筹集了一些钱，国内一家公司出了一笔钱，三等分，凑成不大不小的投资规模。

　　剧本写了几个月，拿出来时比小说还长，大概七万多字。我学习了一下，知道电影剧本怎么写了。可叹我混了这么些年，确实有些时候是欺世盗名。开了个座谈会，谈了些什么意见忘记了。

　　夏雨已经定了。还集中了一些混小子。让他们穿上军装，住进部队营房，与世隔绝每天看西哈努克访问全国，听毛主席语录、诗词歌。苏雷给他们讲了传统。

　　副导演们每天都去各中学、各部队大院找演员，普遍反映找不到印象中的男孩子女孩子。包括已经进组的孩子都觉得也不知哪儿有点不对。我印象中那时候我们都很漂亮、纯洁、健康。一个朋友还保存着一些那时候的照片，黑白的，135相机拍的，很小的那种。看了照片才发现印象错误，那时我们都不漂亮，又黑又瘦，眼神暗淡、偏执，如果算不上愚昧的话。我以为我们纯洁，其实何曾纯洁？所以找不着印象中的我们。现在城市中的孩子已没有那种眼神，不复存在那种劲头。那是农村少年的形象。尽管如此，我还是认定印象中的女孩子是真实的。其他人也这么认为。似乎现在的街头还能时而看到那样的清纯少女的身影一闪即过，所谓惊鸿一瞥。可是找来的一群，细细一看。又都不是。似乎那少女只在朦胧间是清晰的，努力去看，化脓化水化为俗物。可见此物难寻、珍稀，也许只是我们心灵的一个投影。

　　开机那天，按香港习俗，供了冷猪头、瓜果梨桃什么的，放了很多鞭炮，硝烟弥漫。那以后北京便禁放烟花爆竹。女演员仍未定，拜四方时三个姐儿都上去一字排开。有这等胸襟，我是自傀不如。最后定了宁静。之后他们拍戏，我混日子。冯小刚拍“老师”那场戏时我去101中看热闹。一遍又一遍，姜文、顾长卫拍得认真，我在一旁看得无聊。

　　因为无聊，我开始戒烟，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抽还是不抽！因为虚荣，我答应在戏中扮演一个角色。去芦沟桥拍第一场戏时我就开始后悔，大冬天北风呼啸拍夏天的戏。冻得我又流鼻涕又蹿稀，斯文扫地。自行李是附近工厂工人们的。工会主席趁工人们在上班，让剧组用大卡车偷偷拉走。

　　拍完戏我坐在姜文和制片主任二勇的车上在河滩旷野上疾驶，远远只见一个汉子扬着手跑过来追车，可怜地扒着车窗往里看跟着车跑。他就是工会主席。拍戏用的几百辆自行车被砸坏不少，有的甚至被大卸八块，他没法向下班的工人们交代。第二场戏是在“莫斯科餐厅”。我有一句台词。开拍前我紧张得烟瘾大发，一个月的戒烟成果毁于一旦。喝了一整瓶干白葡萄酒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差不多被那群武警军官扔了整整一夜，不断地抛上天空，又掉下来。最后所有人都筋疲力尽了，有一次我掉下来，百十号人居然没有一个人伸手接一下。幸亏在落地前有个善人伸出一只脚，我掉在他脚上才幸免于难。在空中我无数次地问，问自己：你这是何苦呢？有意思吗？难道就不能安于当个观众看电影吗？

　　第二天清晨从“老莫”出来，我知道我的明星梦破灭了。

　　又过了很长时间，听说剧组资金出了问题，文隽找不着了。戏还在拍。二勇到处赊账，一些他们拍过戏的景点，再有摄制组去一律不接待。再后来听说姜文拿出自己的钱应付摄制组开支。

　　年底，在北京饭店的一个饭局上见到姜文，没精打采的样子。大家都问戏什么时候拍完。一个演员开玩笑说听说片子改名叫《大约在冬季》。姜文差点急了。

　　又一次见到姜文，他说前两天刚喝醉了一次，现在还难受。

　　九四年，片子停机了。文隽没来结账。那几天二勇最盼望想见的人就是文隽，他把剩下的钱都用来给文隽打电报了。有人带来文隽的消息，他在香港演三级片挣钱呢。

　　片子后期做到一半一分钱也没了。

　　姜文到处找新投资人，我跟着见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大款。

　　这时，让·路易和王薇来北京筹拍《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让·路易看了双片，以法国人的作风给姜文写了洋洋七张纸的观后感，盛赞。他以取得该片德国版权为条件，安排姜文去德国做后期。

　　九月，片子去了威尼斯。一天夜里，我的呼机响了，上面打出一行字，于是我知道片子得了最佳男演员奖。

　　九五年片子在上海首映。鲜花、五星酒店、新闻发布会。我以演员的身份参加了上述活动。接着是北京、天津。

　　《阳光灿烂的日子》取得了九五年国产影片最好的票房纪录。

　　这一切最后以“阳光灿烂”影视公司成立而告结束。

出门前照镜子发现这张脸又黑又黄，毫无光泽，于是赶紧跑去妈妈的梳妆台上拿来BB霜往脸上抹，顺便按上午在电视里看到的方法在眼尾画了眼线。再次照镜子，发现依然很难看。晚上，妈妈打电话来说记得要吃饭。顺便搭了句看你那张脸蜡黄成什么样，还没我脸上有光泽。

这个人，真会打击人，虽然也是在说事实了。

贾樟柯要来长沙举行一个讲座。发信息给王政帮忙弄票，他却说没关注，不知道。顿时失望。难道真要到二十号守着电话打到潇湘晨报去抢票？

许巍也要来长沙开演唱会了。柳柳问去不去，当时断然拒绝了。闹不起，喊不动。在家看看视频算了。

又下了魔岩三杰九四红磡演唱会。看着窦唯穿着西装上阵那叫一个激动。有人问，他怎么穿成这样？我说，但是和当时整个气氛很搭呀。当时，他无名指上的戒指闪闪发亮。

昨天妈妈丢我两个塑料壳壳的红鸡蛋，一看原来是喜糖，里面还都是巧克力，那个欣喜。最近，一个又一个想结婚或者正准备结婚或者这几天已经结婚的人冒出来了，这阵势像赶集。不过这回全都是花九块九买两个红本本。这让我想起几个月前，某位钟小姐说的，真想找个人把自己给嫁了，就是找不着人。其实，也挺想吃钟小姐的喜糖，当她伴娘的。

昨晚做一梦，梦到在一陌生城市的小区里找人，跑呀跑呀跑，这楼跑那楼，那楼跑这楼。还往别人家里乱闯，闯进去了还乱翻，倒是没人来阻拦也没人来问为什么，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一样。梦里还碰见一女人，指着我鼻子就开骂，云里雾里的又跑走了。还梦见第一次画墙绘的那对情侣正坐在那间房子里看电视，只是那门上我们画的墙绘没了，眼泪鼻涕一把抓地又跑开了。最后，发现要找的人就站在自己旁边跟着自己在跑，但是刚发现的时候就和他距离越来越遥远，然后就醒了。窗外大亮，一身疲惫。

这几星期老是絮絮叨叨，思维也像没了人把线的风筝到处乱飘，电影很少看了，书也只是断断续续的看着，成天寻着旧情歌在听，还有好久没听的窦唯，听着听着就跟着唱。小飞飞也被这情歌带动起来，勾起了她的往事，真是罪过。好了，都去听苏芮的《牵手》吧，好歹给自己留丁点希望，别让自己长得太快，老得太快，也别老想着找个爸爸级的人物恋爱了，虽然女孩儿各个都有点恋父情结，但是要是谁都找个爸爸级的恋爱，那同龄人不都得等着小妹妹们长大了？而且跟不跟得上爸爸的步伐也是个问题了。毕竟，《一帘幽梦》《窗外》《杀手莱昂》也只是小说电视剧电影罢了。或许可以看看《情人》，那个勉强接近真实，但是也只是普通生活中的一点小不同而已了。

手机铃声换回《各自远扬》，《SMOKE GETS IN YOUR EYES》老是把身边的人吓一跳，个别人来个特殊点的《琵琶语》，不过估计哪天《琵琶语》意外大作又得把自己给吓一跳了。但是，最近《各自远扬》也没怎么响起。

26号去衡山实训，重新拎了小包过来装羽绒衣和毛衣，有点迫不及待想去呼吸新鲜空气，还有明年三四月怎么不快点到呢，真想在西湖桃红柳绿的美景下骑着自行车到处瞎逛，说不定还能碰上点什么有意思的新鲜事儿。

那天跟大韵聊天发现好多事儿聊着聊着就成了现有鸡还先有蛋这个哲学命题。头又开始疼起来。是不是真如《苏菲的世界》里所说的那样。尼采在《苏鲁之语录》中说：“诚然，人生是一污秽的川流，要能涵纳这川流而不失其清洁，人必需成为大海。”这样说来，对于成天在忙碌的人们来说，大海成了神的概念。真想问句，海里冷吗？高处不胜寒，但是都想往上爬，到了还不愿意下来，也可能是习惯这么呆着了，不愿意下来了。但是不愿意下来，下不来和随意在山脚与山顶之间走动又是三个不同境界。真头痛——窗外这棵树到底存在不存在呢？……

看得人心惊肉跳。

白天打灯笼。爸爸说。

老是想起爸爸。爸爸说，响了就是没响，没响就是响了。

我有一个哲学家老爸，想告诉全世界。

最怕是一句你如何懂得。所以希望世界停下来一个人成长。若是一个人守着这份孤独能换取一句懂得，也是好事。

发生的事业已发生，未发生的事尚未发生。

转成TXT格式放入手机，以便随时回味。或许哪天就不存在了，如从前的照片一般。总是怕有人看见。哪怕独自回味，也只是在和业已发生的事情玩着躲猫猫的游戏。它寻着我，我躲着它，然后，妥协，接着，放空，等待，最后，回归。

院子里的八仙花好像开了那次之后再也没有开过，一场春雪也许冻坏了它的根。再次去看望的时候，已有物是人非之感。

已有秋天之感，但是不想隐瞒，状态很糟糕，拖沓地，在憧憬着阳光温淡，岁月静好的最好时光。